据蒋介石《大溪档案》显示：拨到吴嵩庆名下的黄金，分成6批完成，共70万两。但运到鼓浪屿的黄金总数却是近100万两。由于运抵厦门的这些均以“军费”名义入库，所以由蒋介石直接控制，1949年7月，存在厦门的黄金继续往台湾运。在广州的吴嵩庆于7月14日的日记中写到：“……今日得电，厦门存金均可照计划运送，此事办毕，可省却一心事。”
　　厦门的黄金从厦门到台北多是用飞机运送，当年参与黄金空运的飞行员杨荣志后来回忆说，那些黄金装在箱子里，一箱箱很重，必须两个人抬起搬运到飞机上。杨荣志时任国民党政府空运队第20大队大队长。他说：“那是1949年春天，大陆情况甚是危急，第20大队奉命载运人员及物资，运输机往来大陆与台湾很多趟才完成任务。”第20大队因此被称为“黄金大队”。
　　蒋介石下野后，俞鸿钧随即去职，接任“央行”总裁的刘攻芸认为，“以蒋介石下野之身，委实不宜继续下令搬移国库存金”，因此对蒋氏父子一再催办的黄金密运事宜置之不理、一再拖延。1月28日，以“央行”常务理事身份在上海继续筹划黄金密运的俞鸿钧，密电蒋介石“请经国兄催办”，催办的对象正是刘攻芸。这时，距离蒋下令全部划出国库黄金已18天——此间，空军总司令周至柔、海军总司令桂永清、联勤总部总司令郭忏三人，于1月30日，奉命一同抵沪，与吴嵩庆一道拜会刘攻芸，配合俞鸿钧的极力劝说。刘攻芸终于动摇，同意交出国库剩余黄金、银元。2月3日，俞鸿钧再次致电蒋经国，称“沪存金银已洽刘总裁迅运，此间事务，大体就绪”。可知俞鸿钧终于说服了刘攻芸。
　　2月6日，空军运输大队所属南京明故宫机场、上海江湾机场同时接到紧急动员令。入夜时分，两地运输机队一同起飞，载着55.4万两黄金直奔台北松山机场。至此，南京国库已然搬空，上海国库则只留了20万两。而台湾已有当时国库黄金总数的十分之六，共300.4万两。等到李宗仁发现国库黄金被搬空，已是2月17日。李宗仁立即严令刘攻芸，不得再将存金运到他处。刘攻芸没有答复。李又致函陈诚，要求运回黄金，并动员桂系立法委员施压。陈回函称“此事归属央行管辖，请找央行协调”。李再找“央行”，刘攻芸答复：“黄金现在已经既定在保管中，不宜再运出去。”李宗仁的命令已是废纸一张，最终只能进入档案柜。
　　李宗仁到底没能把黄金运回大陆，直至1949年4月23日早晨，南京近郊已听到隆隆的炮声，“代总统”乘“追云”号专机黯然离去。李宗仁离去时，上海滩街头一派临战气氛。负责守卫大上海的“京沪杭警备总司令”汤恩伯除了率30万大军，支撑半壁河山，还有一项秘密任务：运出上海库存剩余的20万两黄金及22万上海守军中的6万中央军嫡系。5月中旬，蒋介石连续给汤恩伯发了五封亲笔信，信中明确指示，“除在沪维持金融之必要数之外，行留黄金2万两，银元100万元”。亲笔信之外，蒋介石又派俞鸿钧从香港飞抵上海密会汤恩伯。随后，汤恩伯命令央行“除暂存留黄金5000两，银元30万枚外，其余存于指定之安全地点”。所谓安全地点，指的就是台湾。
　　此时上海城外，解放军严阵以待；城内，以黄炎培之子、央行稽核专员黄竞武为首的金融界左派人士正在竭力阻止运走黄金。时间紧迫，船舰有限，汤恩伯决定动用可信赖的军方舰艇和招商局船只来运金。
　　汤恩伯调动的运金船除了招商局的“汉民轮”外，还有军方舰艇“美朋号”和“中基舰”，装黄金的同时还满载了军人和眷属。经过两天两夜的装运，终于将所有黄金装上轮船。而这时的上海城内已出现零星解放军先头部队。按计划，“汉民轮”5月19日黄昏起航离港，可还没到吴淞口就挨了一颗炮弹，但是没有命中，炸弹掉到离船不远的水中爆炸了，“汉民轮”被迫停止行驶。第二天拂晓，才在国民党两艘军舰的护航下重新启锚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