张其昀（1900年-1985年），地理学家、历史学家，浙江省宁波鄞县人。1943年，张其昀应邀访美，在哈佛大学从事研究及讲学。身为蒋介石的同乡，在进入其幕府之前，张其昀是一位纯粹的学者。抗日战争时期，张其昀返回中国，出任浙江大学文学院院长，经同乡陈布雷的引荐来到蒋介石身边。在学术领域外，张其昀是蒋介石“有言必纳”的高级智囊之一。
　　“三大战役”过后，我解放军势如破竹、节节胜利；国民党军则连连溃败、惨不成军，不得不考虑退守之地。当时国民党只有西南、海南、台湾可以选择。作为著名地理学家和专攻“国家战略学”的学者、曾在台湾“光复”后领队前往考察的张其昀，对蒋介石提出了建议。张其昀是国民党政府围绕撤退方向的“东撤论”主张者。他认为西撤不妥，并说明东撤台湾的种种优势：首先是台湾海峡海阔浪高，只有它才能暂时阻止没有海、空军优势的中共军队的乘胜追击；其次，台湾作为“反共救国的复兴基地”，有着大陆其它地区无法比拟的优越之处。张其昀在提议中特别指出，台湾长期与大陆阻隔，中共组织与人员活动较少，又经1947年“二·二八”事件的整肃，干扰更少，未来即使社会稍有动荡，台岛四面环海，呈封闭状态，境内铁路、公路四通八达，农村都已开发，当局极易镇压不稳定因素来稳定社会。因此，国民党若将党、政、军、财、文中心迁台，再带来较多的资金和人才，必将建成稳固和强盛的台湾基地，适当时就可“反攻大陆”。从后来黄金运台的事实来看，蒋介石显然是采纳了张其昀的建议。
　　对蒋而言，国库的黄金是其立足台湾、另起炉灶的唯一本钱，必须谨慎。此时，他只能仰仗亲属和心腹来完成计划。他让长子蒋经国负责沟通护航军队，大舅子宋子文负责调度海关总署运输舰，俞鸿钧则负责“央行”和金库方面的公文协调。据俞鸿钧的机要幕僚何善垣回忆，奉命筹划密运黄金期间，俞鸿钧“凡公文撰拟、缮写、用印、封发，均一人任之，即于总裁室后之一小室中办理”。这样一来，几乎切断了与外界的所有联系，“而外间接洽戒严、航运等事，则由发行局陈副局长延祚负责，一切行动，均保持极度机密。”到启运之夕，“军方施行特别戒严，断绝交通，以故当时外间无人知有此事。”
　　“海星号”按计划装载了260万两黄金、400万枚银元，于1948年12月4日运抵基隆。
　　在筹划黄金运台的同时，蒋介石以不容置疑的语气，急电养病中的嫡系亲信陈诚接任“台湾省”主席，蒋经国亦受命为“台湾省党部”主任委员。与此同时，大批重工业设备也开始陆续运往台湾，这是渡海迁台的信号。
　　秘密运送黄金过程中发生了一个插曲：在12月1日黄金装船挪移的当晚，英国记者乔治·瓦因正住在华懋饭店北楼中国银行一边的客房中。午夜过后，他扶窗东望，从昏暗的路灯下看见了岸边停靠的“海星号”船。随后他发现中国银行的侧门（今滇池路74号）及圆明园路口，有挑夫模样的，或两人挑一箱，或一人挑两箱，从滇池路走向轮船，一艘500吨级的海关缉私舰也正停靠在黄浦江边。作为新闻记者的乔治凭着专业的直觉，推断挑夫挑的体积小而沉重的担子里必定是贵重的黄金。于是他立刻把中国银行内运出黄金的目击情况，向伦敦、向世界发出以下电讯：“……中国的全部黄金正在用传统的方式——苦力运走。”乔治·瓦因发出电讯的次日，英国报纸就刊登了这条新闻，路透社也发布以下新闻：“国民党政府央行偷运黄金。”香港《华商报》及其他报纸也转载了这条消息。消息见报后，原本发行仅半年就已贬值到五百分之一的“金圆券”，此刻更如“雪崩似地狂贬”，完全失控。